当然，抓住理学的核心，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方面的内容，恰恰相反，理学作为一个体系，各个部分都有内在联系，宇宙论、认识论、方法论都是重要的，不可缺少的。

正因为如此，就更要严格区分，而以道心为主。这实际上就是讲知行关系问题。

总之，知与行工夫，须着并到。[5]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四。实际上，朱熹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朱熹理学 。为了解决这个哲学本体论问题，他不得不从中间截断，以进行逻辑推演。

[25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四。[104] 显然，朱熹主张，一切人伦日用之道，应当在人伦日用中求之。在这里，方法论是主要的。

爱只是情，而不是性，仁则是爱之理而不是爱。人是社会动物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格物之学，不仅要认识事物的现象，还要深入事物的本质。一物不穷便缺了一物道理。

他虽然说过太极生阴阳，理生气的话，但主要不是讲生成关系，而是讲体用关系。[132] 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知靠行来检验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知行二者统一起来了。这是认识中的一个飞跃，这个飞跃叫作豁然贯通。这正是心之所以为妙处。知行范畴之所以重要，还不仅因为它是达到天人合一、内外合一的重要途径，而且通过这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，朱熹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认识论的学说。

物理穷尽之后，吾心之知自然能够极其尽。[16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三。他只是说，太极是本然之妙，阴阳是所乘之机[23]，太极在阴阳之中而为主宰。对于格物，理学家有不同解释。

这就是朱熹的心性合一说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是朱熹心性论不同于陆九渊的关键所在。

人之一心，湛然虚明，如鉴之空、衡之平，是一个主观标准，但又有客观性。[37]《答胡广仲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二。

[86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三。比如明德，他有时指性而言，或问：明德即是仁义礼智之性否？曰：便是。德者得也，即得之于天而为人所固有。从朱熹哲学的范畴体系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体系，从横的方面说，以天人关系为框架，着重讨论人与自然、社会的关系问题。即使有所知，也只是徒知，并不能产生实际意义和社会价值。[54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八。

不能说心只是情，亦不能说心不是情。它们分别从天和人、客体和主体方面建立了宇宙本体论和人性论。

而是说，无此理则无此气无此物。他特别强调，只有通过主体的自我反思（通过格物致知），才能实现这种境界。

太极有动静之理而阴阳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，由此产生天地万物。[20]《答王子合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九。

这个理论的特点是，理与气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，又是不离不杂的关系。既然人人都有天地之性，又有气质之性，而气质好坏是决定善恶的原因，因此，为学的目的，就在于变化气质而复其性。[61] 这不仅仅是借用心字来说性，也不是因为孟子以心为性，才如此说。所谓用中有体，就是物质世界出现之后，理又存在于物中。

[57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八。[85]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，……人欲中自有天理。

[97] 作为认识方法，知和觉是有区别的。他评论程颢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，是指人未生时，只可谓理，不可谓性，因为它只是可能性，并不是现实性。

[71] 有时则指心，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于天而虚灵不昧，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[72]。如今人理会学，须是有见闻，岂能舍此？先是于见闻上做工夫到，然后脱然贯通。

但它又不是空无一物或纯粹的无，它是有实际内容的，是实理而不是空理。在这些范畴一一展开的过程中，又出现了动静、一两、常变、鬼神等范畴，以说明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。朱熹则把二者统一起来了。这一思想，既强调了道德意识的主体性，又表现了形而上学理性主义的特点。

事事物物之理是一理的作用，但理之用有许多，故物有许多。要做到像圣人那样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，就必须从思勉开始，日日思之，日日行之，思之既真，行之既笃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会达到不思不勉，从容中道的境地。

他把仁义礼智等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说成是人性的根本内容，这是由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造成的。张载说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有学生问他，是心为太极，还是心具太极？他回答说：这般处极细难说。[109] 但是一旦见得事物之理，就只有理而无物了。